一

成熟就是既憋得住尿，又憋得住话。放眼人的一生，这样的日子似乎并不长，这是一顿美餐中最舒服的一道，这是一天中阳光照在身上最舒服的时刻。倘若能长期地做到憋得住，最终能不憋而住，则可渐渐养成一种叫“沉稳”的气质。

我们要品尝人生醇厚的味道，不可没有这一气质。

商鞅变法以商鞅为名，其实也可称为“秦孝公变法”。秦孝公在变法之中的作用非同寻常、不可或缺。他为行变法所做的种种准备、铺垫，可谓思虑深远，其中表现出来的沉稳气质令人折服，其父选其为继承人而非嬴虔，不可不谓眼光老辣。

秦孝公和商鞅要做的这件事，注定会有很多保守势力跳出来反对，区别只在于时间早晚和激烈程度。商鞅是笃定要执行的，十条法令分两次实行，已经是他的“圆通”之处了，朝局的运筹帷幄既不是他所能为，也不是他能想。如果说他是杰出的管理者，那么秦孝公就是杰出的领导者。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领导力，这是一种把握全局、综合运用资源的能力。

秦孝公这个年轻的老司机开着老秦这辆车打算拐弯的时候，总的指导原则是尽最大可能让保守势力晚一点跳出来、跳得少激烈一点。

如果你去采访他，他很可能会沉吟片刻，然后告诉你：

“年轻人，拐弯的时候要拐大弯。”

二

拐弯的时候要拐大弯。因为拐得太急容易翻车。

让我们来看看秦孝公是怎么拐大弯的吧。

从时间上看，秦孝公拖得很长，着急的事慢慢做，他理解得很透。他和商鞅长谈三昼夜之后，甘龙、公孙贾、孟西白家族或多或少有点紧张，但他却只是封了商鞅为客卿，没有公布什么方针或措施，之后三个月都没什么动静，直到开春启耕大典之后才正式启动变法。这期间他所做的，概括地讲，是“疏导”，而且是“不着痕迹的疏导”。

从手法上看，他把权力先从甘龙等人身上转移到嬴虔，再从嬴虔身上转移到商鞅。也可以说，他先把权力从上大夫等职位转移到左庶长这个职位，然后任命商鞅为左庶长。这的确是一个大弯。试想，如果直接把甘龙等人的权力转移给商鞅会怎么样？恐怕甘龙等人会受到直接的刺激而有激烈的反应吧。这就好比，张三从图书馆借了书，然后应图书馆要求归还给图书馆，你再从图书馆借到同一本书，你和张三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，也没有一毛钱的纠葛，但如果是你在图书馆办了借阅手续，图书馆要求张三把书直接给你，那么存在一种可能，张三会觉得是你太想要这本书了，导致他能借阅的时间缩短了，张三和你之间就有了至少一块钱的关系，那可是十毛钱呢！

所谓“不着痕迹”，是温水煮青蛙的另一个说法。秦孝公第一步，拜商鞅为客卿，相当于聘为顾问，这是虚的一面；同时任命招贤馆所留士人为实职，比如县令、郡守，这是实的一面。一虚一实，让人挑不出理来。

第二步，过了些日子，和嬴虔沟通好后，将上大夫甘龙升为“协理阴阳、融通天地、聚合民心”的太师，把长史公孙贾升为太子傅，左庶长嬴虔也加太子傅，中大夫杜挚升为太庙令，享受上大夫待遇，甘、公孙、杜三人原来管的“琐碎政事”交给左庶长嬴虔和内史景监。这番操作下来，甘龙等人职位虽然提高了，但权力转移到了左庶长嬴虔那儿。同时，军队方面一个不动并且还分别晋升一级，这是稳定军心。

第三步，和景监、车英商量好后，将景监由内史调动到左庶长府长史职位，卫尉车英调动为栎阳将军，都是降级使用，但又都是实职。这既给甘龙等布了个迷魂阵，让其心情愉快而精神放松，又让可靠人选掌控了枢要。

所有的这一切，商鞅一概不知，这是秦孝公“决意不让卫鞅过早地在前期疏导中显露锋芒，树敌于元老重臣”，可谓一手掌握，了然于心，胸有成竹。

第四步，冬天过去春天来了，秦孝公在启耕大典后第二天安排朝会，由商鞅以客卿身份和诸大臣对变法大政进行正面交锋和讨论，最后达成决议变法的一致意见。顺其自然地，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，主持国政、推行变法，嬴虔改任上将军，并将代表无上权力的穆公剑赐予商鞅。至此完成全部的关键权力转移。

甘龙虽然不是到了最后才明白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这就好比和一个上手在下棋，每一步都觉得被动，总想着抽出手来抢个先手，却被牵引着无法脱身。职位的名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赋予的内涵。秦孝公给予客卿很高的礼遇，包括内侍隆重报号、贵位就座等，客卿就有了很高的隐性权力。上大夫杜挚任太庙令，实际上离核心远了一层，这个上大夫就缩水了。秦孝公实在是运权的高手。

甚至朝臣巷议都是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并有适当的用处：“教他们说去，吹吹风也好。”

秦孝公这个大弯转得实在是高明。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，那就是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争取甘龙，而直接给他贴上了“肯定不会真的合作”的标签，这一点让甘龙有点失望。

至于原因，秦孝公很可能是这样想的：

你支持变法也罢，不支持变法也罢，你都是要给商鞅同志让路的。

有时候，真的是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，毕竟当初太子之位未定之时，甘龙站的是嬴虔的队。

三

不管怎么说，秦孝公是用绣花针的功夫在完成这一切，确实是沉稳之极，一招一式都是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。

有这样的弟弟，当哥哥的嬴虔也多了几分沉稳。虽然对新法有些不理解，但口风把得很严，对于孟西白三人的来访“绝口不提栎阳国事”，借回绝求见的宗室老少表态说“我素来不在家中见族亲和臣子”，让孟西白三人知难而退。意思是在家里绝不谈公事，公事只在办公室谈。

其实，沉稳，不乱说，是因为说了只会惹事，不能解决问题。本来是思想上、情绪上的问题，过几天想通了就好了，若是在想法尚不成熟的时候想说就说，好了，话一出口就成为“某人在某时某地说过某话”的事实，无论你将来真实的意见变化为如何，这始终是个小辫子。历史问题，常常会成为现实问题。

这一点上，秦孝公嬴渠梁也罢，前左庶长、现上将军嬴虔也罢，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

当然，秦孝公的这一番操作，多少有一点“术”的味道，这不用为他辩解。换作商鞅，很可能做不出来。所以这两个人，真的是各有所长，相得益彰。

术，好比是工具，本身没有好坏，发挥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用的人，所以孔子说过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就是说你不要拘泥于固定的程式，好像拐个大弯就是搞阴谋，你也可以说是尊重客观规律。

我们谈论秦孝公，重点不是看他这个“术”，而是注意看他的沉稳心态。他那么急于希望秦国强大，又遇到了命中的能臣，又有了基本明确的施政思路和措施，却能够沉得住气，不急于一天两天，一月两月，而一旦出手，则迅如闪电，坚定无比。我们要学的，其实是每临大事有静气，抑或是一句老话：

“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。”

摘自《此秦可待：大秦帝国启示录》，研究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。